閱讀，何以產(chǎn)生煩惱

在中國當代作家中，張煒不僅是一個嚴肅的寫作者，也是一個認真的思考者。2011年，他的長篇小說《你在高原》（十卷本）獲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四十多年的文學生涯中，他不僅寫小說，還寫了大量的散文、隨筆、詩歌與文藝評論。其實，散文是最能體現(xiàn)一個作家真性情、最能看出一個作家思想底色的文學體裁。散文集《閱讀的煩惱》匯集了張煒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文學見解，對于我們如何閱讀文學作品、如何看待文學現(xiàn)象提供了參考。

每個寫作者都應該慎重提筆

《閱讀的煩惱》之書名，來源于書中的同題散文，其副題是“關于二十五部作品的札記”。這篇文章成稿于1997年，當時張煒已經(jīng)是很有影響的作家了，但此時的他依然在博覽群書。一般來說，閱讀中有所獲是心情愉悅的，文章名為《閱讀的喜悅》或《閱讀的收獲》豈不是更好？但他閱讀了一些文學作品后，內心深處有隱隱的擔憂和焦慮。有的作者急功近利，總想著成為一流的、有名望的作家，于是在作品的“包裝”方面絞盡腦汁，指望在文壇和市場兩端都討好。張煒認為，中國有“言為心聲”的傳統(tǒng)，不能為了成名，“在作品中進行奇怪的拼接、聯(lián)想、若有其事地胡說八道”。不真誠的作品，文辭越是優(yōu)美，對人的毒害就越大，作為文學擔起情懷的作家，張煒對這類作家和作品很是擔憂，閱讀這樣的作品，不但不能帶來愉悅，還會帶來無盡的煩惱，敗壞文學的胃口。

作家是不是應該天天寫作？張煒在書中認為，勤奮是一個作家的優(yōu)良品質，但是僅有勤奮是不夠的。我對此深以為然。我認識很多作家朋友，有的格外勤奮，天天寫呀寫，發(fā)表作品也是家常便飯，且每次發(fā)表新作都在微信朋友圈秀一秀。在社交媒體展示新作之發(fā)表并無不妥，我擔心的是作為經(jīng)驗豐富的作家，日日寫作、高頻率發(fā)表并以此為樂，會影響作家對文字、對生活深度的追問和思索。寫作與工廠流水線的生產(chǎn)是有差異的，比拼的是智識和積淀。作家不妨偶爾放慢寫作的腳步，即便才情四溢、靈感迸發(fā)，也需要“停一下”，深思熟慮后再動筆寫作，或許作品會出現(xiàn)不同的面相和格局。當今文壇，有的作家總是急急忙忙寫得太快、出版得太多，但是又有多少作品，能真正經(jīng)受時間的檢驗呢？每個作家都應該慎重提筆，文章千古事，若敷衍了文字，文學就會敷衍你。

文學評論需要風清氣正的氛圍

對于文學評論之生態(tài)，張煒也不無擔憂。他在書中打了一個生動的比方，說有色盲的評論家，對色彩之間的差異都分不清，卻對一幅畫作滔滔不絕地“指點江山”。他寫道，“這是令人同情的”“在別人眼里，這種尷尬是無論如何也沒法消除的”。眾所周知，文學評論和文學創(chuàng)作是馬車的雙輪，缺一不可?，F(xiàn)實中，一些文學評論者礙于人情和面子，對所評之作經(jīng)常筆下留情，說一些不著邊際的空話、虛話和套話，或者是一些似曾相識的陳詞濫調。還有評論者更甚，對文學水準平平的作品，寫一些肉麻的溢美之詞，把平庸之作捧到了天際。一些普通的讀者，有時會被這樣的言辭所鼓動，這很正?！徽５氖窃u論者。

文學評論需要一個風清氣正的氛圍。作品好在哪里，不足在哪里，有一說一，這理應是常識，但是在文學評論中卻不易實現(xiàn)。文學評論中的真知灼見，或者帶一點兒刺的聲音，都很稀有和寶貴。文學的健康發(fā)展，需要創(chuàng)作者和評論者雙向奔赴，文學作品需要真誠，文學評論也要說真話、敢于硬碰硬。否則，文學的生命力就會萎縮。

傳記寫作不僅僅是講故事

文學寫作中，各類人物傳記備受作家、讀者和市場的注目。優(yōu)秀的人物傳記，不僅僅是講述一個人的故事，還對一個人的思想、追求和時代風貌，都進行多維的呈現(xiàn)。在本書中，張煒袒露了對優(yōu)秀人物傳記的偏愛。中外文學史上，有一些人物傳記寫作的高手，如西漢的司馬遷、奧地利的茨威格等就是典型的代表。同時張煒也認為，一些大部頭的傳記，和傳主的故事相比反而無聊和單薄多了，“而實際上，他們所記述的每個傳主本人幾乎都令人神往”。

人物傳記的寫作，并不是對人物進行事無巨細的描寫，更非迎合讀者編造嘩眾取寵的情節(jié)。張煒認為：“杰出的傳記作家越來越少。更多的人都忙著自己的創(chuàng)作，其實一個真正杰出的人物才可以更好地寫出另一個人物，而這種寫作又絕不會損壞或剝奪他的至為可貴的東西：天才的創(chuàng)造力?！?/P>

簡單地講，人物傳記的寫作，除了調動一切文學的手法之外，我認為有三點要注意：一是需要大量的傳主素材，尤其是對于著名人物傳記的寫作，更要尋找鮮為人知的素材。當然也不能陷入無止境的搜集之中，否則這樣的傳記寫作可能淪為一堆素材的堆砌，淹沒了人物真實鮮活的一面。二是無論對哪個領域的人物傳記進行寫作，都要寫真實的人、立體的人，即便是為成就斐然的人物進行傳記寫作，也要兼顧日常生活，畢竟人都是吃五谷雜糧長大的，都有喜怒哀樂、悲歡離合，“高大上”的人物傳記只會讓讀者覺得不可信。三是文以載道的傳統(tǒng)在人物傳記寫作中依然適用，人物傳記不是簡單地講一些起承轉合的故事，更要在一個接一個的故事敘述中體現(xiàn)人物的性情。作為讀者而言，如果閱讀一本人物傳記之后，只是記住了幾個小故事，從中不能獲得觸動人心的啟迪，那這樣的傳記忽略也罷。

對時髦事物要保持足夠的清醒

當前，伴隨著網(wǎng)絡的普及，出現(xiàn)了很多“網(wǎng)言網(wǎng)語”。有的接地氣，逐漸走進嚴肅文學的視野，有的則全然是搞怪和低俗，不能步入大雅之堂。作家如何面對包括網(wǎng)絡語言在內的一切時髦的東西？對于這個問題，文壇一直爭論不休。張煒認為，追求時髦和接受時髦的能力甚至會被視為一種天賦，進而又會被形容成天才、智者之類。實際上這一切與天才、智慧，與一個生命的創(chuàng)造力幾乎風馬牛不相及。作家能快速地接受時髦的事物是一種能力，但是這并不表明作家就應該追逐時髦，反而對時髦的事物要保持足夠的清醒——時髦不會讓文學脫胎換骨，也不可能讓作品變得更加深刻。他在書中寫道：“一個藝術家和思想者是不可能以販賣和傳遞最時髦的術語和概念而得以生存的。相反，這往往是他變得中空、浮泛的開始。他慢慢變成了一個消息的傳遞者，一種場合的描述者，是從乙地到甲地的義務傳播員。”

從另外一個角度講，膚淺而新奇的所謂新知識，最新的藝術方式、表達方式，往往是極有誘惑力和吸引力的。一個功力深厚的作家如果熱衷于此，那就是危險的寫作信號。反過來講，一部文學作品要是以非常樸素的方式，甚至是有些傳統(tǒng)的方式寫出來，那么作品真實感人的力量就會加倍增長。而一個作家在作品中煞費苦心設計一些新穎的文學形式，最后會收獲甚少，甚至會傷害文學本身。

詩意是衡量文學水準的重要標尺

文學之所以是文學，是因為作家們善于用恰當?shù)恼Z言文字講述故事、表達感情、傳遞思想。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只有對語言的駕馭輕車熟路，作品才有出彩的可能。在所有的文學體裁中，詩歌被譽為“文學語言的王冠”，最為講究語言的錘煉。張煒認為，小說家和散文家都要有一顆詩心，即便是不寫詩，也要養(yǎng)成讀詩的習慣。文學作品中的詩意，是難得的文學品質。有的小說和散文作品如同白開水般看不到詩意，對于這樣的作品，他失望地寫道：“從中看不到一句詩。大白話，巧言趣話，有時連巧言趣話都算不上……多大的誤解才造成了這樣的寫作和出版?！薄霸娛且徊揭徊絾适У模皇窃谝粋€早餐、在某一本書里失去的?！?/P>

當前，受到各種流派和風格的影響，作家的創(chuàng)作越來越顯示出獨特的個性，但是不管怎樣求新求變，作品中如果找不到盎然的詩意，文學性就會大打折扣。當然，詩意的寫作需要長期積累。說得更直接一些，作品是否具有詩意，乃衡量文學水準的一把重要標尺，過去如此，現(xiàn)在和將來亦然。張煒是小說家，但在文學生涯中始終保持對詩歌的赤子之心，他出版過詩集《皈依之路》《夜宿灣園》、長詩《不踐約書》《鐵與綢》等。也許正是因為經(jīng)常光顧詩歌的田園，他的小說具有了一種不可言說的藝術美感。

從中國古典文學傳統(tǒng)中汲取養(yǎng)分

中國有著悠久的文學傳統(tǒng)，歷史上涌現(xiàn)出無數(shù)燦若星河的作家作品。上千年來，中國人幾乎都以文言寫作，文言寫作尤為講究語言的精練，文學的形式、內容和思想完美地融為一體。在世界文學史上，文言文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而白話文成為文學的主要語言只有100多年的歷史。張煒在書中指出，在白話文寫作的今天，作家們不能摒棄中國的文學傳統(tǒng)，要從優(yōu)秀的古典文學作品中汲取養(yǎng)分。為了深入了解和研究古典文學，他花了大量時間去研究詩歌，出版了詩學專著《也說李白與杜甫》《陶淵明的遺產(chǎn)》《唐代五詩人》等。在《閱讀的煩惱》一書中，張煒毫不猶豫地表達了對蘇東坡的敬佩之情。這幾年，伴隨著人們對古典文學熱情的升溫，“蘇東坡熱”突然成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之所以如此，不單由于蘇東坡傲人的才氣、出眾的詩文書畫和一路的顛沛流離，更重要的是他在坎坷的人生旅途中，總是能樂觀、豁達地面對人生。作為中國文人之典范，蘇東坡寫下的千古名句，勝過很多文學作品中的千言萬語。經(jīng)得起歷史檢閱的作品，值得反復研讀，從而厚植文學底蘊、底氣。

此外，對于寫出文言短篇小說杰作的蒲松齡，張煒也心懷敬意。這位一心想為官的清朝秀才，終生沒有謀得一官半職，干脆轉而埋頭文學，在齊魯大地搜集各種傳說和傳奇故事，最后一鼓作氣寫出傳世之作《聊齋志異》。蒲松齡并未對搜集到的故事進行簡單轉述，而是添加了很多自己的想象，使得撲朔迷離的故事傳說具有了文學性，盡管書中亮相最多的是各類鬼怪狐仙，可蒲松齡意在寫人，表現(xiàn)人性，直指真實的現(xiàn)實生活。這樣一來，《聊齋志異》就和其他神怪傳奇分清了界限。故事僅僅是故事，文學則不僅僅是故事，還有人性的刻畫和揭示，這就是文學和故事之間的根本差異。中國古典文學是一座巨大的富礦，當代作家要善于開挖這座礦藏，這也考驗文學的慧眼和能力。

回到《閱讀的煩惱》，從廣闊的視角看，閱讀和寫作就是孿生兄弟，作為作家而言，兩者是無法分割的，你我交織，并且相互啟迪。一個作家不廣泛閱讀是不可思議的，若閱讀只是被作品牽著鼻子走，或者不求甚解，這種閱讀就是假裝閱讀，非但無益，害處還不少。張煒所言的“閱讀之煩惱”，顯然是以思考者的姿態(tài)在閱讀，這是一種寶貴的閱讀方式，此乃閱讀之佳境。作為作家，寫作的節(jié)奏可以慢下來，但是閱讀與思考一天都不能停步。只有知曉閱讀中的各種玄機，寫出的作品才會具有蓬勃的生命張力，抵達人類靈魂的深處。  

（作者系中國地質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中國地質大學［武漢］編審)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15日第9版